政府似乎要有更开放的态度，容许地方相关部门尝试更多的创新方式，以鼓励多些民间团体尝试参与服务提供。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些有实力及有素质保证的公益组织，加以培植。

自从政府认同“要发展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庞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之后，新的问题便接踵而来。首先，政府层面，无论是哪个层次，基本上没有专业的社工人才，有的专业社工可能只是数名入职不久、还没有太多经验的社工系毕业生。于是，有人提议参考外地经验，由政府向非政府机构购买服务，这应是最便捷地增加服务的途径。但可惜的是，内地公民社会向来不活跃。社会上有心人士若欲成立一团体，要登记成为合法组织，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太容易，这导致了民间推动社工服务的热情不高。

在中央政府的强势要求之下，地方政府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找一些从未从事过社会工作，但可承担此任务的人士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单位，马上登记成立NGO，然后把招聘社工的任务接下来；另一种方法是采用招标方式，把一些服务项目外判给商业服务机构，在短时间内开展服务。

这两种策略，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前者虽然是有心人，但缺乏清晰的服务方向和工作方法。机构在建立服务意识之前，手上已招聘了几十名社工，好像是地基未打稳但高楼已经建好，高楼虽不至于马上坍塌，但机构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摸索路向。一群新的员工亦缺乏明确的机构文化和指导思想，各级人员各施其法，机构内矛盾很容易产生，这会造成前期投入的资源浪费很大。至于外判给商业机构傻供服务，例如老人家居照顾、平安钟等，虽然顾客的满意度很受重视，但商业机构始终要以股东的利润为最主要考虑的方面，在成本效益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容许旗下的社工提供太深入和贴身的服务。商业机构长远的目标是向有高消费能力的社群提供服务，例如私营学校和医院，有其存在价值。政府直接资助商业机构，是有很大的原则性矛盾的。

而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功能是照顾弱势社群，这些人士不能承担服务的开支，所需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再向不营利的公益团体购买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政府的架构因服务需求增加而过分膨胀，但同时也要因应社会需要提供基本服务。所以，由政府拨款、民间团体承办服务的模式在外地得以蓬勃地发展。例如在香港，特区政府会选择一些过去纪录良好、有管理基础的民间团体，资助其开办一些政府政策认可的服务。目前，我们正缺乏这种政府和民间团体协作的平台。所以，尽管政府抱着很大诚意，希望增加服务，以解燃眉之急，但向谁购买服务，仍是一大头痛问题。

任何社会改革及创新，皆存在风险。社工服务需紧贴基层市民需要而设计，这正好与政府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架构相反。低层架构、分区政府与相关服务部门，以中央政策为依据，地方并没有太大的酌情权支持民间团体发展。在这方面，政府似乎要有更开放的态度，容许地方相关部门尝试更多的创新方式，以鼓励多些民间团体，尝试参与服务提供。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些有实力及有品质保证的公益组织，加以培植。在加大培养民间组织力度的过程中，政府要掌握的，是在挑选民间组织时，要有一套审视民间组织的方法和策略系统。其实，只要有决心，这些事情都不会太难，都是一般企业管治所应关注的事项而已。其中，一些重要的原则，还是不能忽略，例如：

1．负责人的专业知识、领导能力及经验；

2．组织动员社会资源能力；

3．组织的理念及发展方向；

4．过往一些参与活动或服务提供的数据；

5．员工的能力、背景及持续训练的资源；

6．管治的理念及模式；

7．组织创新及持续发展的能力。

既然社工服务需求大，政府难免要冒点险，在增加服务量的同时，所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品质保证，也需要深思熟虑，在量与质之间取得平衡，才能求得更大的民间支持。（罗观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