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以后，部队、消防、医疗、心理学等各专业的救援队伍纷纷赶赴灾区，在第一时间介入了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各方力量按照专业，分别承担各自的任务，无论是专业队伍，还是专业人员，都有各自明确的服务任务和服务对象。近年来，社工作为一支专业的力量，在第一时间介入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越来越成为国际减灾救援工作的流行做法。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灾难，社工的迅速介入是一种专业的使命与责任。但是，专业社工绝不仅仅是作为志愿者的介入，而要承担其他专业无可替代的任务。那么，社会工作该如何介入？在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什么样的服务必须由社会工作者来提供？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灾区社会关系状况的评估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即召集和邀请沪港台三地社工专家，对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必要性、时机、任务和“上海社工灾区服务团”组建方案等进行了研究，并于5月20日－22日向四川绵阳地区派出了专家先遣团。先遣团的专家们将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所思形成了一份评估报告，对灾区的社会关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社工介入时间、方法和重点实现的目标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专家们强调，此次地震灾害不仅是生命体本身和基础设施的重大灾难，而且对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造成了巨大损伤。人们的家庭亲属关系、社区邻里关系、单位同事关系由于地震而不再健全；不少群众多次转移安置，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场所，乡村自治组织和社区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灾区失去亲人的中年人、当地救援人员中有家属遇难的人员和部分志愿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角色和情感关系方面的严重问题；随着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的推进，民众归因情绪也会有所波动，对灾后政府各项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较为敏感。因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恢复人的社会功能，重建人在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角色感，使陌生社区重整成为熟人社区，成为灾区重建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

而当时，灾区援助服务中，食物、饮水、睡眠、医疗、防疫等实质服务总体上较为充裕，但情绪支持、信息传递、关系搭建和政策回应等方面却明显缺少专业介入。情绪支持方面主要由志愿者承担，但志愿者的短期性、流动性、非专业性明显，服务缺乏稳定的专业关系基础。由于个体的康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相对稳定的专业关系的建立对有严重情绪问题的个体改善情绪结构至关重要；信息传递也缺乏系统性。尽管各安置点装备了广播等信息传递设备，但口口传递、自发传递仍较盛行，而这些信息传递方式不仅无法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还可能带来谣言的盛行；在社会关系搭建方面，专家们既看到了有临时党支部等组织在活动，也发现在一些地区有传教活动的存在。这一巨大的关系空间，政府如何借助专业力量加以引导，着手各种社会组织的重建，已经刻不容缓。

通过对绵阳灾区的实地考察和评估，大家一致认为，社会关系重建问题是灾区重建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社会工作正是能够承担并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专业力量。在中央明确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后，中共都江堰市委、市政府在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特点和方法后，迫切地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在都江堰的社会重建方面给予专业支持的援建请求。

二、合作与互动介入模式的探索

6月25日，上海社工服务团派出了第一支上海社工服务队—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进驻都江堰最大的板房安置区——勤俭之家。随后，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和浦东新区社工协会服务队也分别进驻了灌口镇高埂一期、幸福镇翔凤桥、滨河小区等当地较大的板房社区。迄今为止，各服务队介入顺利，援建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受灾群众的欢迎和当地政府的好评。在整个援建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了社工介入灾后重建的合作与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两大特点：

（一）合作

地震发生后,很多高校的社工专业院系、社工组织和专业社工纷纷自发赶赴灾区，参与当地的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但结果并不理想，大多数个人无法从事专业的服务，与普通的志愿者无异，有的甚至被当地政府据之门外。有些组织提供的服务与当地政府的工作不合拍，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得不到支持，还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组织或个人未能成功介入的原因不仅是其专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合作能力以及工作拓展能力的欠缺，还与社会工作专业在内地尚未被充分认识、当地政府部门难以接纳有很大关系。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要顺利介入当地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必须由政府帮助搭建一个能够为方方面面的专业力量、援建资源提供机会和渠道的平台。

上海市民政局支持上海市社工协会牵头成立了由本市高校社会工作院系、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通过这个统一的平台，政府、高校、专业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之间建立了共同合作、平等对话、协同合作的机制，方方面面的资源得到了最为有效的整合，上海社工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介入了都江堰市的灾后重建工作。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始终承担着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各支队伍、进行信息汇总、提供后勤服务、定期视频督导和赴灾区慰问社工等方面的工作，为各个服务队在当地顺利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可以说，此次上海社工成功介入灾后重建，除了得益于先期在理论上的系统思考、对灾区实际情况的正确评估和主要任务的明确认识外，最为重要的是工作平台的搭建。上海社工依靠这个平台在社会工作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统一有序地进驻板房社区，与当地灾后重建的需求相符，步调一致，真正做到了帮忙不添乱。

（二）互动

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关系的重建不同于硬件建设：工程完成，任务结束，而要贯穿于灾后重建的始终。更何况还有一个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上海社工长期驻扎都江堰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介入之初，服务团事先规划了科学的退出机制，为社会工作专业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做了长期考虑：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各地对口援建的时间要求，我们当时计划的援助服务将持续2-3年，根据实际情况，各队驻地服务一般为三个月到半年，之后上海社工将逐渐退出，由当地社工接替，上海社工以定期督导和培训辅导的形式继续服务。

在半年多的驻点援助过程中，上海社工始终坚持“助人自助”的基本理念，在开展工作的同时注重对当地社会工作力量和组织体系的扶持。

一是带动。服务队吸纳部分当地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社区志愿者一道开展工作，边工作边培训，引导都江堰社工独立开展专业服务，使他们在社会调查方式、社工实务方法、大型活动组织及策划、社会工作机构运作等方面的能力得到锻炼。如今，上海社工带出的一批本土化社工已成为都江堰灾后社会关系重建的中坚力量。

二是触动。上海社工还对当地社区干部、居委会干部和乡镇分管领导进行了有关社会工作基本理念和方法的培训，促进了社会工作基本理念在当地的宣传和普及。上海市民政局鼓励当地民政局积极争取设立社会工作科，并协助筹建了都江堰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完善了都江堰市社会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目前，都江堰市民政局社会工作科的建制已获批，由当初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变为独立编制，在县级市的民政部门中独立的社会工作科在全国尚属首例。都江堰社会工作协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运转良好，在保持原有四个社工站点的基础上，又在本市最贫困的向峨乡建立了工作站。

三是助动。春节前，当地社工服务队与上海社工服务队的交接顺利完成。上海的四支社工服务队陆续撤出都江堰后，跟踪服务和督导工作从未间断。4月中旬，上海社工服务团赴都江堰对当地的社会工作进行督导和调研，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活动。近期，上海社工服务团计划在每年的暑假，号召社工服务队重返都江堰驻点开展工作，得到了各支服务队的积极响应。今年当地报名参加全国社工师考试的人数多达70余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适宜土壤已在当地逐步形成。

三、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上海社工帮助都江堰开展社会关系重建工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与各位同仁进行深入探讨，我重点谈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工发展制度层面问题

国家民政部的各类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中未将社会关系重建纳入其中。地震发生后，民政部虽然在第一时间组织商讨了社工介入救灾工作的问题，但在全国范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工作行动。由于国家层面未能赋予社会工作在灾害救济与灾后社会重建中相应的职责，地方政府对社会关系重建和灾民情绪疏导等服务项目并不重视，更谈不上资金支持。此次上海社工介入灾区重建，一开始就十分艰难，立项时困难重重，在资金上更得不到有效支持。由于没有先例，服务团开展工作，财政资金不能使用，社会资金必须定向才能使用。社工服务团成立后，以上海社工协会的名义向一些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申请到了部分经费。

灾后重建不仅是物质帮助、设施重建，而且也是精神家园、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恢复与重建，政府部门不仅要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还要在制度层面鼓励和推动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将社工服务纳入灾后恢复重建体系与制度，社工专业介入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应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有所体现，同时积极构建有本土特色的灾害社会工作学科知识体系。

上海社工在此次灾后重建过程中，承担的具体事项较多，做了大量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工作，但是在提交足以引起当地政府关注的专业报告、对未来可预见的需求提供相应服务预案、帮助政府科学决策，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等方面介入还不够。通过专业发现对政府和社会政策提供专业建议是社会工作一项重要功能，下一步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以深化社会工作在公共政策层面的参与度。

（二）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层面的问题

一是专业性不够。这次全国各地有很多社工力量都介入了灾后重建，拓展了专业的实践领域，也锻炼了一大批队伍，但同时暴露出在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就内地而言，“5.12汶川大地震”中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还属首次，内地社工尚无介入特大灾难救援的经验，灾难社会工作专业方面的知识也较为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法充分体现社会工作专业在灾后救援中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无论是灾后重建还是今后社工专业的发展，社会工作都应当生长在一个完善的专业支持系统中，社会工作者介入灾后重建必须以专业社工组织为支持系统，而不能以零散的志愿者形式出现。此外，专业社工组织除了不断提高社工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技巧外，还应重视对灾难社会工作的研究。

二是未能廓清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在内地，社会工作与心理学长期被混为一谈，关系不明。“社会工作者赴灾区进行心理咨询”等类似的报道甚至出现在某些主流媒体上。在此次灾难救援中，一些社会工作者怀着一腔热情赶赴灾区，想为灾区居民提供服务，但在很多个案工作的开展中却过分偏重心理学方法。有的社工队伍中有未受过社工专业培训的志愿人员，还有一些心理学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中较易将二者的方法混淆。而心理学专业介入灾后重建有些方面并不成功，很多失亲家庭对心理学专家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这或多或少对社会工作专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的本质区别如不能被真正了解，将会削弱社会工作的专业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廓清心理学与社会工作界面十分必要。

三是专业冲突问题。社会关系重建是一项方方面面力量介入的任务，政府部门、社区管理机构、居委会自治组织等惯用行政方法，与社工的专业在理念和方式以及问题的关注点上有很大差异。作为专业社会工作，如何利用当地各类组织资源、借助行政力量、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开展工作，是一个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摸索和研究的课题。

 (三)社会工作第三方角色的问题

在介入都江堰灾后重建过程中，上海社工一直是政府、民众之外的第三方角色，充分发挥了沟通、监督和评估作用，既帮助了当地政府，又帮助了当地百姓。作为第三方角色的社工，有几个主要特质或性质是必须坚持的。一是独立性，社工必须独立于政府和居民之外，避免受到官方意识的影响，才能提供客观公正的建议。二是专业性，上海社工之所以能有效介入到当地灾后重建的重要基础，就是作为资深专业背景、有较高学术地位、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力量，能够为当地社会关系重建提出富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合理化建议。三是公益性。在灾后重建中，上海社工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主体之一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既区别于传统的公共服务机构又区别于以营利性为目的的企业组织。

社会工作者第三方角色的特质在都江堰临时安置社区矛盾丛生，政府压力大，民众情绪易波动的情况下成功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带，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这个经验可以直接移植到上海的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中，如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工作可以协调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帮助外来人口融入社区，增强他们与户籍居民的沟通和团结，共同参与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凝结力。在解决动拆迁问题上，社会工作作为倡导者和组织者既能帮助拆迁小区内的弱势群体，防止因为政策执行的偏差导致其利益受损，又能帮助政府正确宣传引导居民，使他们达成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可。

（四）当地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为了当地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上海社工目前与都江堰社工建立了长期联动的合作关系。但是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目标仍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帮助建立当地社会工作力量和组织体系，既不能管得太多，让其产生依赖思想，又要切实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工作。目前当地合作平台机制尚未确立，当地高校、社会组织等机构还无法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当地政府扶持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做法尚不成熟。社会组织数量少，还普遍处于发育的初期阶段，管理层大多脱身于原有的行政岗位，缺乏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营的理念和经验，存在依赖政府的思想，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此次援助服务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合作互助的平台化介入模式，便于政府对社会工作扶持过程中度的把握。根据上海的经验，都江堰目前需要进一步夯实当地政府搭建的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形成制度化的推进机制，否则，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进程将会止步不前。

上海社工服务团及其各支服务队将继续加强对当地社工力量骨干的培训。今后我们在坚持社工异地督导的基础上，还准备借助社会组织孵化器等第三方组织，对当地组织进行培育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