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地震。生民之痛，国家之殇，数万同胞罹难，几百万群众沦为灾民，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一座座城镇变为废墟。但同时，中国人民却展现出强大的互助精神，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力、行动力令人动容，全球华人的空前凝聚力令世界为之震惊。

抢救生命，不容迟缓，灾后重建，迫在眉睫。传统的救灾方式往往是政府大包大揽，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管理模式已经开始由政府“统包统揽”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而这也恰恰给了社会工作介入救灾工作的契机。作为中国的社工试点城市，深圳也尝试着在灾后重建中引入社工服务，在受灾最严重的文县碧口镇幼儿园设立了“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先后轮换输送了4批16名专业社工为当地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到目前为止，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已经坚持运营了四个月的时间，今年国庆期间，第四批临时调配的社工从文县回撤，之后将再次派遣4名专职社工前往陇南市进行长期的灾后援建工作。本文将根据工作站四个月的一线经验，探讨灾后如何结合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实情，探索社工介入灾后服务的工作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救灾社工”之路。

二、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的工作模式

5.12大地震发生之后，举国哀痛，天下人爱心纷纷，无数善款通过各种形式汇集灾区。在各种爱心资源汇聚灾区的同时，各类慈善机构的善款流向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月23日，中国红十字协会陷入信任危机，此事件的发生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灾难发生后，如何确保爱心资源被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如何提高慈善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及社会公信度，发人深思。

在救灾工作中担当了综合角色的深圳市民政局出于全面考虑于6月11日派出了一支由社工处、市社工协会、市慈善会共8人组成的先遣队开赴甘肃文县进行灾后重建的实地考察和需求评估。根据先遣队在前线的考察结果，深圳市民政局积极支持社工力量介入，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统一协调，发动深圳市十几家民间社工机构的力量征集了义务前往灾区服务的深圳一线社工资源，在文县碧口镇建立了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将国际先进的社工介入理念和探索带入深圳对口支援的甘肃陇南灾区的救援工作之中，借鉴国际经验、吸取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事件的教训，首创了“前线社工站，后方慈善会，互助合作，资源整合，同时寻找社工专业介入的契机”的救灾模式。

（一）前线社工站，后方慈善会，互助合作，资源整合

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以下简称“文县工作站）成立在6月中旬，当时抗震救灾处于第二个目标阶段，即主要任务是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资源协调、赈灾救助等。在救灾和社会工作方面均承担重任的市民政局，积极发挥市慈善会和市社工协会的力量，利用慈善会特有优势，将其定位于发动社会爱心力量、整合资源的平台，将社工协会定位于前线操作平台，收集信息、需求评估、资源协调、合作策划援助方案，将慈善会强大的社会资源网络系统同社工的专业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社工的专业技巧和助人理念促使慈善会所开发的各个援建项目更加准确到位的得以实施，爱心资源能够更加均衡、有效的分布到每个真正需要的灾区群众身上。慈善会同社工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灾后援建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是深圳援建模式的创新。

1、需求评估，首当其冲

灾后重建，如何重建，人力、物力、财力如何分配，应用在哪些方面，这些都需要经过专业的需求评估之后方可给予解答。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工作者的专长，在社会工作的训练中，对于需求的全方位了解以及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地震过后，灾区的需求无限大。需求差异高，不仅仅因地区、人群特质而有所差异，在灾后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出现不同的需求。所以，要想因时因地制宜，引导爱心资源适时的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就需要社工带着专业的敏锐性，通过对一线实情的评估考量方可作出判断。

在前期评估阶段，文县工作站采用分组抽样走访、同当地政府座谈等方式，从灾民、商铺、医院学校、政府四个方面收集信息，对深圳未来需要向文县重建投入的资金总额有了一个大致的概算，提出第一批需紧急启动的对口帮扶项目。在实地走访中，工作站了解到除房屋、校舍等基础硬件设施外，当地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贫困学生的资助、规划设计、灾民的心灵抚慰和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也存在很大需求。由此，文县工作站把考察建议发往深圳市慈善会，同市慈善会合力开发了援建灾区的“贫苦学生救助计划”“家园重建援助计划”“学校、医院重建计划”等多个项目；文县当地有着丰富的土特产资源，但由于震后交通等问题一直未有良好的市场，为了真正实现“脱贫造血”，工作站尽快经此情况反应给深圳方面，随后市慈善会联系深圳民润超市，开发了“文县土特产专销”的项目。

2、多方联络，资源协调

在地震灾难发生阶段，资源的投入源源不断，国内外许多的慈善机构、爱心企业家或个人都想着来到灾区贡献自己的爱心，但是这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持续性，另一个是均衡性。政府显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得太细，而社会工作者则可在众多的爱心资源中，扮演积极整合的角色，及时更新和反馈受灾的真实情况。

在文县，市慈善会开发了很多援建项目，如何更有效的跟踪落实每一个项目非常关键。同许多慈善团体一样，市慈善会也会被质疑，在遥远的文县灾区深圳市慈善会又如何能够确保善款被用到了真正贫困的地方？为此，文县工作站需要配合深圳慈善会等爱心团体进行资料调查、信息提供、灾情核实等工作，并通过多种途径，掌握了当地受灾最严重的学生和学校、医院、村庄的受灾资料，力求资源能在每个受灾群体中有一个均衡的资源分配。从而，深圳社工在无形之中便作为潜在的第三方监督并协助各项资源能够尽可能的准确并公平地被给予分配。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文县工作站发挥社工“资源整合”功能，共协助深圳市慈善会核实了762名贫困中小学生以及200名大学生名单和受灾资料，并根据其轻重缓急，划分定级，对最为贫困学生优先资助；协助市慈善会以及其他深圳爱心企业团体调查核实了46所学校、2所医院及3个村卫生室、5个村庄的受灾资料，以助爱心企业和个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捐助。

（二）积极寻找社工专业介入的契机

在协助市慈善会有效落实各项援建项目的同时，文县工作站还需要发挥社工的专业优势，拓展新的工作领域。但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围绕着“资源协调”这一中心进行。

为了实现社工“助人自助”的理念，文县工作站引入“社工引领义工”的深圳模式，积极组建了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义工队，经过各方面的小组式培训、社会调研训练等方式，鼓励他们也参与到家园重建的过程中来。当地人对自己家乡的受灾情况、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都了如指掌，有了他们的加入，文县工作站如虎添翼；同时，受灾群众亲身投入到自己家园的重建过程中来，由被动转为主动，也有助于培养灾区人民自我服务的能力。除此之外，文县工作站同当地医院竭力合作，建立了“心理抚慰室”，为当地群众舒缓压力，对于特殊的人群进行个案管理，先后开展了19个个案，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个案面谈次数长达十几次。

三、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所面临的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运营，文县工作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前期工作中，工作站也面临到以下几个问题。

1、在深圳抗震救灾援建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确，社工步履艰难

灾后援建是一项复杂多面的工作，需要各个工作环节互相配合而完成。深圳对口援建甘肃陇南地区，以“深圳援建指挥部”为中心，建设、卫生、教育等相关单位互相配合，在一线各区开展工作。但在这个深圳援建网络体系之中，社工工作站的定位却不明确，没有正式的被纳入其中。对于其他援建单位而言，社工工作站算是一个“陌生人”，那么双方在资源共享、信息沟通方面也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消息闭塞，工作站无法及时地了解并配合深圳整体的援建进程，对整体存在的可利用资源难以掌握，也就难以有效发挥资源协调的功能，社工工作被动，步履艰难。初始阶段社工的介入是在深圳市民政局牵线搭桥、多方协调之下才得以成功，之后的各项工作也时常需要动用民政的行政资源，在给与配合的单位中，随着社工专业作用的发挥，社工被接纳理解的程度才有所好转。

2、社工在当地政府灾后重建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确，身份尴尬

社工的工作是配合中央政府更好的落实和完善各项政策，帮助政府了解受灾实情、反映实际需求、给出决策意见，并为受灾群众提供直接服务。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讲，社工无形之中对于地方政府也会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当地政府对于社工的概念模糊，社工们往往被认为是“义工”或者是政府部门的“巡查员”，这也容易使他们对社工存在一定的戒心或者是无法正确的使用“社工”资源。在实际工作中，当地政府较少的主动使用“社工”资源，而社工对于当地政府各个环节的援建情况也难以有整体的把握，信息滞后，有时也会做一些无用功。

3、轮换式的人才调用机制对前线社工工作不利

前期，工作站的社工都是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动号召，从民间机构中招募到的志愿者。这些社工在深圳都有本职工作，且工作方式是“用工单位购买服务”，在较短的时间内抽调社工前去救灾可以行得通，但长期以这种方式抽调社工，就会引起用工单位的不满和民间机构的为难。同时，文县的工作环境特殊，对派遣社工有着更高的素质要求，“临时抽调社工”的方式势必使我们在人才选拔上受到限制，社工素质难以保证。此外，过于频繁的更换工作站的社工，每次均要花时间在交接、熟悉环境、建立关系等环节上，浪费资源，也会影响到工作站的服务质量。

4、资金问题

由于工作站前期的资金是根据短期工作目标设定和筹集的，其长期的设立并未列入原有的计划之中，各项工作站的投入均为临时性考虑，不利工作稳定，故如若工作站长期设立下去，资金的来源问题务必要先进行解决。

5、社工工作站、市慈善会（或其他援建机构）、文县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办事程序

虽然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与慈善会鼎力配合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工作站、市慈善会（或其他援建机构）、当地政府三者之间应遵循何种程序办事比较含糊，工作站在三方之间的身份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使其在资源协调方面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就会造成三方沟通不畅，信息更新迟缓或者三方信息多头传输交叉失真等情况的发生。地震后，国内外的爱心企业个人纷纷来到灾区奉献爱心，慈善会只是爱心资源的渠道之一，由于当地政府、工作站、慈善会的程序不明确，有时会出现同一个贫困学生、学校或医院同时被几家企业选中而有的学生、学校或医院却一直无人问津的现象。

6、社工站爱心资源渠道略显单一

深圳社工文县工作站采用“前线社工站，后方慈善会，互助合作，资源整合”的救灾模式使社工在资源整合方面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慈善会采用的是项目制管理方式，资助对象一般需要符合统一的资助条件才能得以资助，资助内容主要是集中在物资救助方面，在时间上也缺乏一定的灵动性，所以社工如若单纯依靠慈善会这一种资源平台，也就较难以满足当地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社工站需要在充分利用慈善会这一平台之外，从心理、物资、社会关系等多方面探索潜在的资源渠道，将各种资源渠道统合掌握，服务于当地群众。

四、关于中国社工如何介入灾后服务的反思

灾难面前，人们更加容易获得成长。在这场天大的灾难发生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出来，这恰恰也给我们中国的社会工作者一次宝贵的实践机会。在这次地震发生后，除了参与灾区一线的救灾工作之外，深圳的社工们也纷纷走向各大医院对来深救治的灾区伤员进行危机介入；此外，在08年初所发生的特大雪灾、920龙岗火灾之中，深圳社工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根据在以上事件中的介入经验，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如想成功介入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思想观念，将社工力量纳入政府灾后重建体系

在我国，社工还是第一次介入到如此大的灾难救援工作之中，没有实操经验，也不可以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中国“社工”实在太年轻，不要说当地百姓就连一些政府相关部门也都搞不清楚社工到底是干些什么的，而在灾区工作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被称作“义工”的尴尬。所以，如若没有政府的统一授权，不经过行政系统的身份界定，期望一批还未发育成熟的年轻社工们前去一线进行资源整合、组织协调安置工作实属难事。在512大地震以及920龙岗火灾事件中，由于其他相关救援部门对社工并不了解，所以在前期社工的介入工作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之后只有经过民政局、市社协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才得以接触服务对象。因此，在社会尚未完全了解社工作用的初期阶段，政府部门应有专门规定将社工纳入政府救灾体系之中，赋予他们参与救灾中的固定权利，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发挥专业功能，科学有序的进行，才能事半功倍。作为社会工作管理部门在救灾介入中的一纸红文“介绍信”对社工很重要。

此外，政府规定社工介入救灾，应明确社工队伍的职责范围。每支社工队伍的职责范围越详细越好，且服务范围也要根据人数进行合理规划。社工组织需要根据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灾后重建规划，有目标性性建立各种服务模式。

2、摆明社工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摆明社工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将社工服务列入到当地政府的灾后重建体系之中。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社工队伍应该建立自己的指挥中心，不依附于当地政府，以确保社工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更具独立性和中立地位。另一方面，社工又不能够脱离当地政府或是对口援建城市的政府而单独行动。援建政府与当地政府应洽谈协商，根据社工行业的特殊性，明确在各个需要社工服务的环节之中，社工的具体职责，从而社工工作才会有目标性，而非见缝插针。

3、对应不同阶段，因时因地制宜

灾后重建，社工可以扮演多重角色，“支持的角色”“需求反应的角色”“资源整合的角色”“个案管理的角色”等。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地区，社工也应学会“随机应变”，及时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何种情况下，社工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一点很重要，如若一味教条行事，那么对社工自身以及对服务对象都会造成伤害。例如，在08年雪灾事件中，深圳社工也曾尝试介入。当时，成千上万的滞留人员聚集在火车站，人们焦虑的情绪“一点即燃”，如若社工教条化的先引导大家进行“情绪宣泄”，那么势必会引发更大的骚动。所以，在当时的情况状态下，社工工作应更加强调其化解性、“防火墙”的概念，积极发挥“秩序疏导”“信息反馈”等功能。而这种灵活把握自己角色定位的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就，所以在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课程里面，需要专门开设课程进行实务培训，从而做到真正的因时因地制宜。

首先，社工介入工作应该做到“因时”而变。通常情况下，社工介入灾后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灾难发生后的一周之内，尤其是在72小时内，其主要功能是生命救护、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预估等；第二个阶段是在一个星期到三个月之间，主要任务是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资源协调、赈灾救助等；第三个阶段是灾难发生三个月以后，主要目标体现在生活重建、精神抚慰、肢体康复、社区关系重建、社会回归等。上述三个阶段又具有交叉性、融合性，往往视面临的情况综合性地开展工作。

其次，要做到“因地”而变，也就是根据受灾地的受灾情况而对介入方针进行相对应的调整。比如，同样是地震灾区，甘肃和四川就有较明显的不同。四川除了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坏之外，还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地震后，在四川社工除了临时安置、需求评估、资源协调以外，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受灾群众心灵抚慰方面。但在甘肃，由于夏时令的实施等各方面因素，当地人员伤亡相对较少，而经济贫困、重建困难等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对于当地群众来讲，单纯的心理抚慰并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社工更需要尊重本土化，重视经济与就业的需要，协助当地经济有困难的受灾群众发展可持续的业务，以改善受灾群众的生活状况，提高自主生产的能力，在需求评估、资源协调、经济造血、民众增能以及社区重建等方面给予协助

4、培养“专类社工”，灾害服务转为常规服务

地震过后，各地的社工协会、学校、民政部门组织了大大小小的社工救援队前去灾区进行支援，但到目前为止能够长期在灾区坚持下来进行持续服务的队伍却寥寥可数。社工人员供给不具有持续性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来到灾区的社工队伍基本上都是临时组建的，由于社工本身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大多数站点的社工采用半个月或一个月轮流更换制度，而另一部分队伍来到灾区就是为了进行各项调研工作，走访半个月也就打道回府了。不断的更换社工一方面会给交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同当地群众关系的建立方面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同时，救灾社工具有不同于其他社工的特点，需要进行专业知识的储备。

鉴于以上观点，政府如若想要长期有效的开展社工工作，就要解决人员的可持续性问题，需要发展出一支“抗震救灾”的专职社工队伍。故培养发展灾区的本地社工非常重要。但如果有些地方并不具备培育本地社工的条件，如相关专业人才缺乏等，那么也可以由对口支援的城市招募专职社工前往灾区提供服务。经过对前线工作的思考总结，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向上级总结建议由深圳市慈善会专门培育“慈善救灾社工”，招募专职人员赶赴灾区进行灾后援建。经过各方面的协调统一，市慈善会参照我市社工机构运营模式，扩大了其业务经营范围，现已向社会公开招募了4名专职社工援建甘肃灾区。

5、救灾社工专业职能类别应具象和细化

在灾后服务过程之中，社工可以在多个领域层面发挥功能，但如若一个社工在其可发挥功能的每个领域都要去介入，那势必也会造成“泛而不精”的效果，最终造成社工精力耗尽，受灾群众也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不断开展，需要把救灾社工的职能类型进行更明确的划分，比如“资源整合”型社工、“社区重建”型社工、“心理抚慰型”社工等。如果暂时无法全方面介入，也可专从一个方面发挥功能，防止“全面撒网，覆盖不及，蜻蜓点水，一无所获”。

6、重视社工服务在当地的有效传承，提高社工工作的辐射效果

社会工作的救助理念是“助人自助”，助人的目的是让服务对象获得自我成长。外地社工在灾区开发了一系列的援建项目，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的驻扎在灾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他们离开后这些项目也要被迫“停产”了呢？因此，社会工作在灾区如何得以传承以达到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社会工作在当地得以有效传承，就需要逐步扩大社会工作的辐射范围。鉴于此，可以尝试开发一些当地人可以参与的项目，形成一种由社工和当地群众结合组成的灾后服务网络，借助他们的力量，逐步扩大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和效果，并逐步将一些成熟的项目转介给当地政府、群众开展。

沿着这条思路，深圳社工在当地组建了一支义工队，形成了“1社工+4义工”的工作模式。这既有助于帮助工作站更好地开展工作，也有助于培养灾区人民自我服务的能力，提高当地人自救意识。为了能使社工离开后，义工队能够延续下去，社工多方协调联络，最终将义工队在文县团委正式登记注册，并交由文县二中的老师负责领导管理。在社工的领导下，义工队开展了老人服务、朋辈互助学习等多个常规项目。在第四批社工从文县撤回后，义工队的这些活动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五、 结语

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它不仅仅意味着要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的重建，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心灵重建、家庭重建、社区重建等各种类型的社会重建。目前，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社工队伍正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探索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工救灾模式。在这其中，不同的社工队伍所开创的救灾模式也有所不同。其中，经过四个月的实践工作，深圳开创了社工与慈善会相结合的救灾模式，提出了“将社工力量纳入政府灾后重建体系”，强调社工介入应“因时因地制宜”、重视社工在当地的“传承”、提倡培养“专职灾难社工”等思路。目前，深圳市慈善会的4名专职社工在完成岗前培训后，带着前面社工们所探索积累的经验奔赴甘肃陇南进行长期连续的专职社会工作服务，以求为中国社会工作积累更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