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6-17

中央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写进了党的决议。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要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我们理解，这是党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部署，是对全党、全社会提出的要求。

以实际部门的视角来谈这个题目。当今中国社会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感觉，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在座的有许多为了这个春天的到来而坚持努力了许多年的学者专家以及第一线的社会工作者和一直主导、支持这项事业发展的很多领导。我们很清楚"春天来了"的含义和分量。从不了解、没听说过甚至是误解，到逐渐地认识，从不接受到逐渐地认同。今天，社会工作受到了空前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还有很多的人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摸不着头脑。有被"撞了一下"的感觉。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发展社会工作的问题，中央又为什么如此重视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议论：是不是又是几个学者从国外搬来的新花样？因此，关于社会工作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这层关系还是有必要做一些深入的讨论。不然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在社会工作春天到来之际反而迷失在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忘了发展社会工作到底是为什么的"事本主义"的漩涡当中。以往我们已经吃够了诸如为了GDP而GDP，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甚至为了绿化而绿化，为了环保而环保这样只见事不见人的苦头了。我是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亲身经历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浦东十年来社会工作探索实践的全过程。我认为，社会工作在当今中国的兴起显然不是突发奇想的标新立异之举，不是象牙塔里纯理论推导出来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国际经验的照搬照套，更不只是为了一部分人寻找就业出路的权宜之计，而恰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要规律性的一种必然表现，或者说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因此在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个话题的时候,对我国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内在需要和规律性的把握很重要。

首先，社会工作的兴起顺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开放与市场体制在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快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方面，暴富者、黄、赌、黑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落魄者对社会的破坏也越来越无顾忌。贫富差距在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刺激了一系列的社会需求。我们一般将社会工作定位于帮助困难人员，实际上我觉得它对全人群都有作用。比如说对强势群体的引导，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德的构建，利他思想的弘扬等这些领域社会工作都有工作的空间。在我国，社会工作最先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正是这种内在需求的客观体现。

其次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变革和社会互动方法多元化的需要。事实上，面对风险社会的多元化、个性化、不确定性、复杂性、流动性这些新的社会课题，我们原有的习惯的方法途径和手段，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党执政能力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挑战。我们习惯的行政工作、党的工作方法，法律工作方法，简单说就是发红头文件，遇事打官司等对解决社会问题，管理社会都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单独使用这些方法在很多场合显得难以奏效了。实际部门出现了明显的力不从心和能力危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随着低保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享受低保救助的人员不再是清一色的"三无"、"五保"等无劳能力的"不可扶"对象，很多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鼓励和促使有劳动能力的对象参加工作，回归社会，需要在救助工作中引入新的方法和手段。比如随着收容遣送转为救助管理。对流浪乞讨人员原先的强制收容不能再实行，如何促使这部分受助对象改变乞讨的生活方式，需要采取新的方法和手段。比如对吸毒的，两牢刑释的人员，如何使他们回归社会？单一的、强制的教育管制手段效果不太理想，需要探索新的方法。如：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青少年网瘾、心理忧郁、医患矛盾等很多情况和问题，对这些问题和情况也都需要探索新的方法。如：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等物质需求，他们对精神文化和社会参与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此也需要探索新的方法。还比如前几年，我们在浦东碰到的外来人员子女免疫接种的问题。在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在上海绝迹很久的一种传染病--疟疾、肺结核、麻疹等发病率上升。经过调查发现，是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员的子女没有进行免疫接种而造成的。于是，政府采取的方法是挨家挨户发通知，让他们接受疫苗接种。结果他们说要花钱的我们不去。政府为了保证公共卫生的安全拨款免费给他们接种，他们还是不去，说免费的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啊？反正不去。显然当时我们有些束手无策，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文化认同问题。还比如浦东的公办小学从2001年接受外来民工子弟入学，但是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约1/3的民工子弟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怕被歧视、被欺负不愿意去公办学校。他们去民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也要花三百元钱，受的教育要差好多，但是他们也愿意去上。而本地学生的家长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民工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因此，很多场合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不是行政文件权威性大不大的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文化认同、基本价值观、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的问题。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当时我们都不同程度的尝试引入社会工作。用平等、接纳等理念和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在防疫部门、公办学校和民工子弟之间开展社会工作。比如有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派能说外地方言的社工去外地民工中间开展免疫接种的宣传。比如在公办学校我们开展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孩子共同成长的课题研究，并作为培养学生人格成长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让本地和外地的学生都学会了如何对待对方，如何理解对方、接纳对方，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能力，使他们获益匪浅，受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此外，在一些问题上，党和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有的虽然眼前有一些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却对整个社会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破坏。例如对一些信访事件的处理，在一时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我们也听说为了控制局面，采取陪吃、陪玩、陪搓麻将。在社区建设当中，党和政府对居委会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可是我们却在一些地方发现，在工作力量、权力得到加强大同时，有些居委会却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逐渐脱离了居民、丧失了自治的功能。在新的一轮社区建设当中，生活共同体的形成、公共意识的唤起，社会工作的介入将帮助机构或自然人恢复和增强社会功能，有利于提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意识和能力，形成社会资本、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有利于基层组织自治能力的增强。还比如随着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发育，社会自理结构的创新，政社分开，政社互动，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在社会自理当中越来越凸现了，而我们过去习惯的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纵向垂直的体制内管理模式。至于平等处事、合作处事、协商处事的意识还远远没有建构起来。扁平式管理的架构和能力还没有形成。党怎么样做社会工作？政府怎么与社会互动？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问题，其实我们已经遭遇了合法性困境。我们需要一种普适性更强的工作方法，而社会工作正是顺应了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内在需要而发展起来。

第三是促进社会建设与管理走向科学化的需要。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走向科学化的需要。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也有一个科学化的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些也是世界各国、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比如环保问题、污染问题、失业问题等等，回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阶段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选择了社会工作。可以这么说，社会工作也是社会管理走向科学化的内在需要，是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对公共政策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完全市场经济的发育，要求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作出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个体人意识的逐渐确立，公共政策由以往抽象的单位平均主义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具体的社会成员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成为公共政策的基本服务对象。因此，重视民众的基本权利与需求也就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比如2003年8月，国务院废除对流浪乞讨人员强制收容遣送的办法，颁布实施救助管理办法，新老办法的最大区别是从强制救助到自愿受助，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理解、尊重、接纳、平等待人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还比如2006年上海出台了开展社区市民综合帮扶试点。要求根据不同困难群体存在的不同情况开展个案帮扶、项目帮扶和特定帮扶，也体现了人本工作理念并运用个案工作的方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成熟的专业和职业，它的广泛参与还将在操作层面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公共政策的社会评估。比如今年我去走访一个零就业的家庭。夫妻两人都是45岁，健健康康。因为女儿11岁的时候得了子宫癌，尽管手术也是非常成功，也上学了。但是从此以后，夫妻两人一个在家中为女儿煮药，一个一天两次奔波于家庭和学校之间为女儿送药，再也没有去工作的信心和生活的乐趣了。政府现有的救济政策仅仅解决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其实，这个家庭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以帮助他们找回生活的信心，恢复作为社会人的功能。在这方面，上海浦东新区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他们在公共管理和社会领域广泛引入社会工作，大力培育、发展民间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明显改善了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社会工作人文关怀的价值倾向，"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在改善政府行政，重塑人格尊严，恢复人的社会功能、激活社会自理细胞，增强社会内聚力，倡导社会互助精神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专业品质,逐渐为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所需要，才成为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以及老百姓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正是这种内在的需要和必然选择，推动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兴起、发展和不断完善。换句话说，或许我们只有从社会工作与经济发展的这层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上去理解它，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推动社会工作持续发展的动力，才能把握社会工作正确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