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愿再去计算现在是富士康员工的第几跳。当生命犹如秋天的落叶，褪去亮色，片片凋残飘零;犹如冬天的微雪，轻落在人们的惊呼中，倏忽消弭于无形;我不知道还能再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这个信息泛滥却缺乏透明的社会，直至今日，我们除了猜度，仍然无法弄清他们的死因。后工业社会的严寒，给人们太多可以放弃这个本应温存的世界的借口。罪魁应是令人不堪重负的工作，还是支离破碎的爱情憧憬，抑或是无法排解的寂寞?除非重逢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能够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当他们准备不带着行囊而远走时，整个社会并未向他们伸出足够有力的挽留的臂膀。

他们都是18-24岁的青年人。因此，有人断言：这些生于安乐之世的独生子女们，养尊处优，故而过于缺乏面对社会压力的心理调节能力。他们是否真的没有兄弟姐妹，姑且按下不论。这样的指责本身，如非别有用心，则未免失诸冷酷无情了。

其实，不必拿出生年代来说事。甫一离开父母的护翼和宁静的校园生活，就要面对滔天而来的生活压力，青年人谁不会感到迷茫甚至痛楚?岂独“八零后”“九零后”为然?经济的发展大幅提升了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而现代社会的特征，本来就是高度的“匿名化”和“非人性化”，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疏离和隔膜。当代青年承受的心理负担，不亚于前代;而缓解的渠道，却可能还要少得多。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

现在，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心理辅导的课程和机构，帮助学生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和社会，缓解生活和就业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感。纵如此，校园内的自杀现象仍屡见不鲜。而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中，同样是青年人云集，心理救助却完全缺位;悲剧的产生，岂属偶然?

既然系列死亡事件已经照亮了社会心理救助机制的死角，我们应当马上行动起来，刻不容缓。首先，企业领导层要从“以人为本”的宏观视角出发，注意改善工作条件，减轻工作压力，并把对有困难的员工的帮助落实到具体个人;其次，工会应积极组织各类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为员工之间的交往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最后，各类相关社会组织也应伸出援手，深入企业中，针对特定群体进行定期的心理辅导和讲座，并通过“交流会”等方式，切实为部分受困于社交障碍等问题的员工指点迷津，或是疏通心理的淤塞。

固然，我们的努力不可能彻底杜绝自戕。但是，哪怕只能使极少数像富士康亡故员工一样的年轻人从死亡边缘悬崖勒马，仍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