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台湾的学校、军队、福利机构，甚至是司法机构都有社工的身影。民众对社工的接受、认可度很高。“有困难，找社工”在台湾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台湾人习以为常的一件事。
“我是台湾最早接受社会工作教育的那批人，我见证了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在
陆宛萍，台湾实践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台湾海棠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台湾社工最早的就业计划
1976年陆宛萍报考社会工作专业，那时台湾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就如几年前的大陆，“社会工作是什么？”他的父亲如此问道。
以医疗社工为例，虽然现在医疗社工已经非常专业，有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社工，有处理医患关系的社工。而在70年代的台湾，虽然社工在医院已经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但前来寻求医疗社工帮助的人，不外乎找一杯用来吃药的水，或是问问自己要去哪一科挂门诊。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学习者，毕业后，陆宛萍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就业问题。“公众都不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社会上也没有这样的就业机会。”陆宛萍形容当时台湾社工的就业市场。
台湾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的主导很多。无论是最早的“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还是后来颁布实施《社工师法》，政府在一步步推进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
台湾在1977年出台了比较完整的“政府社会工作试验计划”，一个乡镇配备一名社工人员，独自一人完成工作，职责是推动当地团体工作和社区发展工作。陆宛萍和同学得以以政府社工的身份，被派去基层工作。陆宛萍被分配到新竹县的一个乡镇做事，在那里，陆宛萍开始了社会工作实践的第一步。一步步地迈向社区，一步步融入社区。
陆宛萍所在的村的村民大多数都是客家人，陆宛萍不会讲客家话。为了能融入社区，陆宛萍尽可能地学习客家话，挨家挨户地拜访村民。
“我和我的同学们慢慢地融入社区，了解社区，挖掘社区资源，从而为民众服务。”在陆宛萍看来，社会工作者就是社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整合者。“社工不是直接施药救人的人，社工通过挖掘整合社会资源，开发社会资源。”
在台湾如何当社工师
1997年颁布实施的《社工师法》规定，要想成为一个社工师，必须通过国家的考试，取得证照。之后加入台湾社工工会，才有资格去机构或政府部门应聘工作岗位。考试只保证有资格，不保证有工作。
陆宛萍所说的缺陷，是法律中对于社会工作师只有名称限制，没有职业限制。法律规定，非经考试取得证照不得成为社工师，但没说不能进行社会工作。一个人可以不以社会工作师的名义做社会工作，他可以叫社会工作员或者其他的名称。陆宛萍称之为，“工作不排他，只有名称排他。”
尽管推动了立法，但陆宛萍没有社会工作师的证照，因为她没有参加社会工作师的考试。“我不会参加考试，我不需要。”
同时《社工师法》规定的以考试形式获取社工师证照，同时带来另一个弊端。像陆宛萍所说的。“我们做了几年社工的人都考不过在学校念书的孩子，他们可以取得证照，而有许多工作经验的人却无法拿到。”这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对立，推动学术界与实务界相协调，这也是社工协会工作职责之一。
社工督导：给社工充电的人
在台湾的社工体系中，有一种社工不是直接服务于民众的，他们是通过帮助社工，从而间接为民众服务的。
社工督导，并不是监督指导社工工作的人，而是帮助社工成长的社工。他们是帮助社工提升能力，支持社工工作，他们是给社工“充电”的人。
8年的社工经历中，有三四年的时间陆宛萍是在做社工督导。“社工在工作中也会受到伤害，尤其是一些刚走出校门的社工，自己都还不成熟，他们自然也需要帮助。”
当时的台湾，很多贫穷的父母把女儿卖去做妓女。陆宛萍和当时的台湾社工解救了很多这样的少女。因此，很多以此为生的人打击报复，围攻社工的办公场所，威胁、恐吓社工。
社工协与社工工会并存
其间，陆宛萍曾任台湾社工协会秘书长。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以下简称社工协会）是一个完全民间的组织，管理运作费用来自会员的会费和一些项目的经费。会员都是自愿加入的，从事社会工作的人。陆宛萍任秘书长期间，只有3个工作人员，一个负责公务，一个负责教育项目，一个负责推广。
任何从事社会工作的人都可以加入社工协会。其中取得社会工作师证照的人，可以加入工会，并且只有加入工会，才可以以社会工作师的名义去应聘工作岗位。社工工会是一个管理社工师的组织机构。
同为社工参与的组织，社会工作协会与社会工作工会是两个概念。社会工作协会推动立法，从而间接推动社工工会的建立。工会是维护社工利益的机构。而协会在培训社工、保护社工权益的同时，又保障受助者的利益。社工协会监督社工的工作、服务是否合格，有没有违背专业、伦理。同时对社工与受助者发生的矛盾进行仲裁。可以说，社工协会是维护社会工作的专业品质的机构。
陆宛萍社工生涯中，非常骄傲的是在她任台湾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时，推动建立了台湾社会工作方面的法律。回过头来，现在的她坦言，“那部法立的不好，存在缺陷。”但是这部法律仍然是推动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社工师法》的颁订，确立了台湾社会工作的证照制度，这为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与专业化过程提供了法律保障。台湾社会工作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