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kind=small}
.jpg){kind=small}
12月22日，中国NGO法律支持网、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联合主办了“志愿者安全与风险”为主题的一次沙龙。沙龙聚集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自然之友、红丹丹、星星雨、天下溪、打工妹之家、东珍纳兰、红树林、惠泽人、西部阳光等2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及相关新闻媒体。
“这么多组织参与，说明志愿者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民间组织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翟雁说。
正如翟雁所说：“高富浪的牺牲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在某个角度，他给我们提了一个醒，NGO行业中风险无处不在，安全是第一位的。”
“志愿者安全标准”亟待出台
与王培培有同样感受的还包括自然之友的孟燕。自然之友每年至少有25个出行小组，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志愿服务活动。每次出行小组奔赴外地，孟燕都会提心吊胆的，“哪怕是志愿者崴了脚，我都特别不安心。”
“今年自然之友的一个出行小组去穿越额尔古纳河，因为额尔古纳河处在中俄交界处，当时有的志愿者就想越过边界。现在回想起来，一旦出事了，责任由谁承担？”
对于NGO常常难以约束志愿者的行为，东珍纳兰的李丹也表示赞同，“能做志愿服务的人，常常是比较有个性的人，他们个人自由度比较大，不受组织约束。对组织而言，因为与志愿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常常难以约束志愿者。”
一些机构提出，可以通过事先与志愿者签订协议，详细的条款明令禁止一些危险行为，以此约束志愿者。事实上，许多NGO与志愿者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是，志愿者常常觉得这样的协议不近人情，因此类似的协议往往被志愿者戏称为“生死协议”。
有人表示，这样的协议往往打消志愿者积极性，不利于组织招收志愿者。相反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协议，也许会过滤许多因一时冲动而不是真正有志于志愿服务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正因为如此，通过有效的方式，约束志愿者，告诉志愿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应该成为NGO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同时，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应也是NGO争论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NGO对于自己设立的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应也无法确定。打工妹之家的代表说：“打工妹之家有100多个志愿者，但只与10个志愿者签订了协议，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协议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所以就没有进行下去。”
对此，中国NGO法律支持网执行顾问、首席律师梁枫表示：协议具有法律效应，但这不代表组织就可以免责，法律上还要对具体的条文进行裁定。
基于此，到场的NGO纷纷表示，希望出台一个行业内公认的“志愿者安全”标准，以此确定志愿者、组织、第三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NGO如何防范风险
在呼吁界定各自权力、义务的志愿者标准出台同时，在场的民间组织代表一致认为，风险必须从源头杜绝。正如交通大学绿色之家协会的杨慧所说，“从源头上杜绝风险，才可以避免让爱的奉献成为爱的风险。”
原交通大学绿色之家协会会长、现在自然之友工作的张伯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近年来，高校一些环保社团走入误区，认为社会实践一定要去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你去云南、我就去西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北京的郊区，也有很多地方适宜开展实践，也能达到实践的目的。”
高校社团盲目选择活动地点，反映了社团自身能力不足，同样，NGO在志愿者管理方面必须具备哪些能力，也成为参会者讨论的焦点。
“针对一项活动，NGO必须有活动应急措施、有严明的纪律制度。”一位参会者表示，这是NGO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
“NGO必须给志愿者买保险，同时应对志愿者进行安全培训；NGO有义务告诉志愿者，志愿服务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王培培强调，志愿者应该对志愿服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风险要有心理准备。
为志愿者买保险，是NGO应对志愿者风险的一项必要措施，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志愿者发生意外后，医疗费、赔偿金补偿的问题。
虽然NGO一致认为应该给志愿者买保险，但现状是NGO通常只为去异地的志愿者买保险，而且数额通常不会太高。而在本地，特别是做一些行政工作的志愿者常常没有享受到NGO提供的保险。
认识与行动产生如此大差距的原因就在于，NGO资金短缺，不可能为每个志愿者都买保险，更不可能去买大额保险。
“公众常常认为NGO和志愿者应该是雷锋、应该无私奉献。如果NGO为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买高额保险，会引发外界的质疑，说NGO乱花钱。”东珍纳兰的李丹表示，资金和舆论是制约NGO为志愿者、工作人员提供保险的重要因素。
“也许民间组织资金有限，但应该合理分配使用，该花的一定要花。”翟雁对NGO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