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慈善周刊
2005-5-9
乡绅和富商在明代救荒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参与救荒中，他们经历了从支持政府救荒到明朝晚期独自开展救荒的过程。
明朝宣德以后的一个时期，乡绅和富商参与政府救荒十分踊跃，杨士奇记载说：“四方之民，祗体上心，竞出谷于公庾，以为荒岁赈给之助。无间远迩，风动云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富民的态度有了变化，向政府提供捐助的人数减少，数额也降低了，动辄数十人、千余石的捐助景象没有了。此种变化在明成化时已比较明显，其后尽管朝廷的旌奖标准一降再降，以至出谷二十石、银二十两就给予冠带，但响应者仍然寥寥。万历时的著名学者描述说：“往岁大??，主上忧劳万民，至出内帑以倡之，海内应者，指不几诎”。
造成变化的原因，一是政府的一些救荒政策产生了副作用。
例如从弘治皇帝开始，政府整顿荒政的力度加大，最突出的一点是把州县备荒积谷数额与地方官的升迁挂钩，这对调动官员的救荒积极性很有作用。但由于所定数额过高，完成起来困难极大，促使一些官员为完成定额及救灾任务不择手段，如强行向富民摊派，如侵占富民捐献出来的义粮义米等。政府整顿荒政之举产生了副作用，挫伤了富民参与救荒的积极性。此外政府旌奖的贬值也影响了富民的积极性。富民在捐纳后，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励，但他们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承认。再加上富民保富的思想，因此到了明代后期，作为富民阶层的乡绅和富商逐渐淡出了政府的荒政。
乡绅和富商在淡出政府荒政的同时，开展了独立的救荒活动。他们立会建仓，实施社区救济，赈济佃户，形式多种多样的小范围救济在救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官府与官员成为被动者。
一些州县的主官虽然参与救荒，但实际起作用者是当地的乡绅和富商。杨涟在《应山赈荒纪事文》中对应山粥厂是这样记载的：“赈粥之举，一二友人倡之，郡邑大夫主之，诸慷慨士力任之，众善襄成之。……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终耳，首事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后西江救，无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赈止而弗及新也，饥犹无以望腹也，故终以四月。”府县的主官虽然“主之”，但从赈期的确定，到一些具体细节，显然不是那些“主之”者能说了算的。更有甚者，地方官在救荒赈济中只是充当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角色。
晚明一些地方的情况说明，这些地区富民在救荒中已成为主动者，代替了政府的部分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实际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主导意识增强了。
乡绅和富商开展独立救荒，一方面是富民对官府救荒政策措施的否定，是富民与政府出现隔阂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的具有效果的救荒形式，对稳定社会秩序很有益处。但应该看到，这些救荒活动，也将饥民们获生的希望寄托在了乡绅和富商们的身上，而不是政府。乡绅和富商们倡导和实施独立救济，减少官府的干预，造成新的救荒力量的出现，他们所作的善举，实质上是富民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牺牲，从官府那里获取了参与政事的权利，分割了政府的救荒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