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是受暴妇女寻求保护的第一个地方

针对妇女的暴力影响着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女性。

在跻身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那些被诗人泰戈尔描摹为长发飘柔、曼妙绰约、身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同样无法摆脱它的阴霾。

为改变这种现状，印度著名学术机构――塔塔社会科学学院在孟买市的一些警察局设立了专门机构――特别中心，为那些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中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服务。经过20年的实践，这种全新的干预模式日渐成熟，并逐步被南亚各国政府所采纳。

前不久，印度家庭和儿童发展问题专家、塔塔社会科学学院的琳娜?卡西雅普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了特别中心的工作方式和实践心得。

警察帮她拿回了嫁妆

美丽的苏普丽亚出生在加尔各答。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这位眉心点着吉祥痣的新娘嫁到了孟买，成了阿克黑尔?森的妻子。

婚礼的场面很豪华，除了送给阿克黑尔家人丰厚的礼物外，苏普丽亚还在婚礼上收到了家具、珠宝、服装等价值不菲的物品，但这一切并没有满足夫家的欲望。按照当地习俗，新娘不仅要在结婚时携带足够的嫁妆，结婚多年以后，夫家仍可以继续向娘家索要财物。

婚后，因苏普丽亚无法拿出夫家需要的嫁妆，不得不忍受丈夫及其家人的白眼甚至虐待。

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普丽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境遇，于是，提出外出工作的请求，却遭到丈夫的严词拒绝。挫败和绝望之下，她利用回娘家过节的机会，离开了孟买，暂时摆脱了她曾寄予无限希望，但又给她带来无尽伤痛的婚姻。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普丽亚从她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孟买的一些警察局设立了特别中心这样的机构，专门帮助像她这样，身陷痛苦而又求助无门的妇女。于是，在离开夫家8个月后的一天，苏普丽亚回到孟买，找到特别中心，向那里的社会工作者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希望特别中心能够帮她在离婚之前讨回嫁妆。

特别中心的社会工作者陪着苏普丽亚向警察说明了情况，又把她的丈夫叫到警察局，虽然阿克黑尔矢口否认嫁妆的存在，声称苏普丽亚离开孟买时已经将那些物品带走。但警方在仔细调查之后，找到了这些物品，并在法庭上出具了有关证明。

终于，在特别中心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的联合干预下，苏普丽亚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物品。

“这不是特例，妇女因嫁妆问题遭受暴力的情况在印度非常普遍，施暴者可能是她的丈夫，更有可能是夫家的其他成员。”卡西雅普肯定地说。

值得庆幸的是，在孟买，那些为嫁妆所累，以及其他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可以到设在警察局里的特别中心寻求帮助和保护。

警官妻子成为第一个受援者

“之所以与警察合作，是因为警察局是受暴妇女去的第一个地方。而警察局对受暴妇女问题的处理却并不令人满意，很多警察对这类问题漠不关心，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妇女及其家人交流。”卡西雅普说。

有些时候，警察甚至强迫这些妇女作出妥协，然后把她们送回家里。由于警察局是当地的权威执法机构，受暴妇女的丈夫在警察面前会表现得很服从，但回家以后，对妻子的暴力可能变本加厉。

“我们决定进入到警察系统，并对警察系统进行改革。”卡西雅普和她的同伴决定以警察部门为切入点，探寻干预受暴妇女顽疾的新模式。

1984年，在印度妇女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之下，隶属于塔塔社会科学学院的特别中心在马哈塔省孟买市的一些警察局里成立。

两名身着纱丽的全职社会工作者，不仅给肃穆威严的警察局带来了清新之气，那些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更是在这里看到了摆脱困境的希望。

卡西雅普介绍说，印度的确是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一个地区或部门妇女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和那里主要负责人性别意识的强弱有直接关系。

幸运的是，特别中心成立时，孟买警察局的主管已经意识到设立一个处理性别问题机构的必要性，愿意和塔塔社会科学学院一道进行这样的尝试。

于是，在孟买警察局主管办公室的旁边，很快出现了特别中心这样的机构。有趣的是，第一位到那里寻求帮助的妇女，竟然是这位警官的妻子。

“当时，我们非常担心特别中心开办的第一天，就是它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们接触的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位警官对妻子的暴力问题。好在这位主管的思想非常开放，他认为警察也是人，警察家里也会发生暴力问题，并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处理。”卡西雅普欣慰地说。

正是在这种比较友好的环境下，特别中心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连接警方和妇女的纽带

谈到当初的设想，卡西雅普说：“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很多人都做了，但一些妇女仍然承受着暴力的伤害。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新策略，新的干预措施，重要的是要把本地文化纳入到这些干预措施当中去，使其更加本地化。”

虽然印度法律明确规定，给予和接收嫁妆均为违法行为，但嫁妆制度依旧在民间盛行不衰。此外，许多印度妇女除了结婚时要负担巨额的嫁妆费外，她们婚后的工资收入也要由丈夫掌控。

因此，特别中心的社会工作人员不仅鼓励妇女向索要嫁妆的夫家说“不”，还帮助她们摆脱对丈夫的依赖，重建自己的经济关系，以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

在与受暴妇女家人的接触过程中，特别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在一些父母眼里，嫁出的女儿好像泼出去的水，即使她们婚后饱受暴力之苦，也不会提供支持。于是，特别中心的社会工作者经常要给那些受害者的父母做工作，说服他们帮助自己的女儿。

由于大部分受暴妇女希望回归家庭，因此，特别中心尽可能通过有效方式与她本人及其家人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她们取得家庭环境的和解，保证她们回家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氛围。

如果受害妇女决定从家庭关系中独立出来，特别中心会给她提供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她获得经济以及情感上的独立。

“对一些受害妇女来说，回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她们拥有决定权。其实，不论回家还是不回家，都不是失败的案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给妇女赋权，而不在于她们回家还是不回家。”卡西雅普说。

为了提高警察的社会性别意识，特别中心在警察学院对新警察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比如，让他们了解针对妇女的暴力形式，因为有些警察可能认为丈夫打了妻子一个耳光不算是暴力；让他们明白有些行为会适得其反，比如，把丈夫叫到警察局教训一顿，丈夫生气回家后可能对妇女的殴打更加严重等等。

“我们希望特别中心能够成为联系警方、民间组织和妇女儿童之间的一个纽带，更好地帮助妇女抗击针对妇女的暴力。”卡西雅普说。

希望这个模式在全国推广

目前，特别中心还没有在全印度推广，马哈塔省有11个这样的中心，除了孟买有3个之外，其他几个都设在地区和小城镇。

在设有特别中心的地方，受暴妇女无论到哪个警察局求助，都会被送到特别中心，由那里的社会工作者与她进行面谈，并和那里的警察一道商讨解决之道。

经过20年的探索，塔塔社会科学学院与警察合作建立社会中心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马哈塔省政府已经开始在全省警察系统内推广特别中心这个做法。

卡西雅普认为，特别中心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多层次各个机构联合作出反应，才能比较好地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与此同时，即要让人们知道针对妇女的暴力不可以让步，也要让这个问题在社会性别意识中主流化。

“在寻找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策略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一些策略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寻找到更好的策略，仍然努力和警察、司法系统合作。努力让政府相信，针对妇女的暴力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卡西雅普如是说。

的确，尽管印度法律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要让妇女们的现实生活变得像纱丽那样绚烂，还需要更多的，像特别中心这样机构的存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