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戏马图

香港马会的非牟利模式与社会财富再分配

又是一个赛马日,香港沙田马场。人比马激奋。

黄至刚从马场看台最高的第7层,透过会员与董事包厢专属的落地玻璃窗,平静地看着台下的人来人往。

“11年前,猎头公司找到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相较于他目前所掌控的这份事业而言,黄至刚在回忆那些他所曾经拥有的峥嵘岁月时,语气很淡。

对于这位曾经的科学家、前福特汽车台湾业务行政总裁来说,成为香港马会的行政总裁似乎更像是一种意外———在“跑马”成为他需要为之服务的主体之前,仅仅是一种距离他很远的生活方式而已。

11年后,他已经被外界公认为是将香港马会带入博彩业“非凡时代”的商业领袖。

在回忆当初决定接受香港马会邀请的时候,黄至刚说,正是那种从122年前秉持至今的“非牟利”运营理念将他打动———即便如今马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收入最高的赛马机构和博彩机构,经营着亚洲最顶级的私人会所,整个组织却仍然按照当初的约定,以“非牟利”的形式运转。

而这个目前香港最大的、年收入达千亿港币的“非牟利机构”,除了每年为香港政府贡献占总税收额10%左右税款,所有盈余亦支撑其同时跻身于全球最大的慈善捐款机构之列———十年累计超过百亿港币的捐款金额,与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几乎相当。

这是由一群香港顶级富豪,完全按照商业规则打造的一个真实版财富游戏,但并不以获得利润为终极目标。

锣响,群马出闸,满场沸腾。

黄至刚淡淡地看了一眼会场电子屏幕上那一场的投注金额———照例高达八位数。

他们赚钱

场下,吴保文忍不住再次站了起来,为他当天的第7场投注紧握双拳。

作为这10多年来唯一的业余爱好,吴保文说他每天看得最多的东西除了帐本就是马经。而这已经是他当天付出的第7张100元港币。在他看来,跑马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哪怕只赌10块钱,也能让人热血沸腾。“反正就算输了,我也知道我的钱最终去了哪里。”

吴保文知道,他的钱最终将汇集于马会。而让他如此怡然自得地面对这一切的,是从马会向社会许诺的“非牟利”开始的。

1884年,当一群热衷于速度马竞赛的本港绅士按照“非牟利”的约定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俱乐部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当年,已经年逾花甲的黄至刚,决定接受马会的邀请。按照马会的要求,他的任务是“赚钱”———凭借他所擅用的商业利器,以非牟利为起点,在合理范围内开疆拓土,为马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以便能促使马会更加深刻地介入香港社会的各项公益事务。

没有比这更能让人感觉满足的了,他说。

事实上,作为一家无股东、无分红的保证有限公司,香港马会的真正掌管者———马会董事局,也仅仅是由12位在港享有显赫声望的人士义务任职。整间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则由董事局精心挑选出来的行政总裁以及他所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

不过,香港马会的运营模式其实看起来并不复杂。

作为香港唯一一家获得政府授权经营管理赛马事务、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奖券的会员制非牟利机构,其主要业务为会所经营、速度马营运、六合彩彩票事务和足彩管理,其中,后三项投注业务为主要营收来源。

各项业务都分别通过相对独立的附属公司来运作完成。与此同时,在整个赛马会集团当中,还有一家名为HKJC REINSURANCE LIMITED的子公司专职负责针对集团各子公司业务进行风险管理控制。另外,所有已获盈余、受捐善款的管理与拨放,则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专职负责。

这就是香港马会的全部。

然而,港府针对马会的监管足够严厉。

按照法规,马会的存在除了是为了向有需求的市民提供规范合法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港府为了打击非法博彩业的生存空间而采用的策略。

“显而易见的,这种渠道至今仍然被非常保守地监控着。”有赛马会相关人员表示,因此,马会自始至终在日常运营当中都表现得非常谨慎,就算在提供投注服务方面,也不会做特意的推广,“反正机构性质已经决定了我们并不需要过于追求利益”。

“博彩业永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在这个利益纠结的中心,如何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并能稳健发展,这是一个难题。”上述马会相关人员同时认为,而香港马会所独有的“非牟利性质”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不二法宝。

对此,有港府内部人士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由于所有收益都捐赠慈善机关、教育及环保团体,赛马会这样的非牟利机构,在香港并不被视为普通“赌场”。在政府与马会刻意地推动下,面向拥有如此运营理念的博彩机构,正常投注者哪怕在面临博彩失利亦能显得毫不介意,几乎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公益事业,“赢则博个好彩头,输了就当做善事”。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香港马会的运营模式都始终是被研究的范本。”黄至刚为此显得颇为自傲,在他看来,赛马运营机构本身的性质对其长远发展将有直接影响。

在他看来,香港马会无股东、无分红的非牟利性质,让其管理层在决策运营时,经营思维更倾向于是在做服务业而非博彩业。“我们为全港热爱跑马、博彩与慈善的市民提供规范的渠道与服务,而不仅仅是将他们的钱变换为筹码。”

正因如此,作为黄至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业务报告———马会刚刚公布的2005—2006年的最新年度财报中宣称,截止到今年6月30日,其全年营收总额已接近千亿港币(988.9亿),缴纳税款124.1亿港币,约占香港总税收的8.6%,当年慈善捐款金额为10.3亿港币。同时,根据香港政府相关机构统计,当年马会为香港经济作出的贡献,约占当地GDP的1.3%。

他们花钱

不过,在这场财富游戏当中,牟利并非重点。

马会现任慈善事务执行总监饶恩培曾在美国银行担任了20多年的亚洲区主管,7年前因其深厚金融、商务背景而被延揽至马会,承担马会的一切慈善事务管理,专职协助马会“花钱”。

“之前的商务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的确很有帮助,如何更有效率地把大家倾力创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是一门艺术。”饶恩培说。

香港马会能够吸引那些高级管理人员加入的独特魅力,其实是针对所有那些被聚集的社会财富的处理方式上———按照非牟利机构的规则,那些钱的最终方向,只有一个———慈善事务。

“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在为某一个老板打工,你的所有努力,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以特别的形式,被放回到了社会大众的手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有香港马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表示,自己当初就是为了这份感觉,宁愿舍弃待遇优厚的职位,来到马会。“如果要赚钱的话,显然,马会里的大多数人都可以找到更好的选择。”

而饶恩培正试图把这种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他一直在考虑如何把钱“花得更好一点”。

“至少,在我的设想中,慈善基金不应该只承担‘给钱机构’的被动角色”,回忆初到马会,他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散财童子”。

根据马会年报显示,十年间,马会向社会捐献的慈善款项已超过100亿港币,几乎覆盖和参与了全港大部分的大型慈善项目。香港第一座主题公园“海洋公园”以及香港第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全部由马会慈善基金独资兴建完成。“我们这十年的捐助金额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不相上下,当然他们是捐助全世界,而我们全部回馈给了香港。”

一般是由某些社会机构拿出自己的项目方案向马会提出申请,马会根据方案做评估与判断之后,再根据方案的可行性拿出相应的款项分拨到这些机构。

“现在,马会一方面要加强对慈善款项的追踪与落实,一方面则更希望由自己来把握香港社会的脉搏,在其他机构提出项目申请之前,就针对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主动伸出援手。”在饶恩培看来,一个敏锐地关注着社会、对社会问题拥有很高弹性与很快反应能力的慈善机构,才是一个好的慈善机构。

在这种被高度掌握的慈善事务中,大多数资助项目,都不能马上拿到现款。在马会慈善基金会的强势监控下,一个被认为可行的方案,首先需要社会机构自己先行落实,马会则再根据该机构的资金状况以及项目所需的资金多少,按确定的时间表,对项目的实施进展进行核查。如果一切资金的使用都与当初的预算方案相符,则针对该机构所提交的费用报告单进行实报实销。而如果支出与预算计划没有关联,马会就会停止援助。

“其实慈善界与商界有着非常惊人的一致,对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应该讲求使用效率,这就是我以及马会慈善基金的花钱准则。”饶恩培说。

一年以前,香港科技大学向马会申请的一项高达1亿港币的生物科技项目。按照马会慈善基金所提交的可行性报告,马会不仅提供了超出预算近1倍的1.75亿港币支持此项研究,还与相关研究机构以5:5的持股方式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对该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

马会希望该公司能够在未来一年内成功运作上市,成为香港慈善史上第一笔因捐助而获利的慈善项目。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很多项目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投入金钱,所以我们最终都要与项目实施机构商讨,项目完成之后如何自行生存的问题,以便我们的投入不会有始无终。”饶恩培说。

锣响时,现场再度沸腾。

已经是当日赛马的最后一场。吴保文们依然激情不褪,整个马场的气氛高至爆棚。

而黄至刚与饶恩培已经按照他们的日程安排从会员与董事包厢提前离开,准备赛事后的会议。离开马场的时候,他们都侧着头,淡淡地看着被灯光照射如白昼的马场,并不知道吴保文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