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是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妇女和男性同为社会的公民，有着同样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们的自身努力，束缚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种种樊篱逐步被打破，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妇女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在古代中国，每朝每代都涌现出一些杰出妇女，但是总体来讲，妇女参政受到严酷的遏制与束缚，广大妇女被封建男权社会紧紧的束缚在家庭之中，她们成了男人们欣赏的“花瓶”，成了封建道德观中的“贤妻良母”；近代历史上，妇女们为能够参与社会事务不断的追求与抗争，她们为革命的成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出了鲜血、青春、生命，她们也是战场上的斗士，当然了，在近代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下，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参政在中国社会中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和迅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但是直到现在，妇女的处境仍然让我们感到十分难堪，因此，当面对这样的现状和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好好思考一下，本文中，笔者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传统礼俗的角度解析妇女参政的局限。
礼俗本于生活，但实际上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而为礼俗。传统礼俗，通常是指封建礼俗，这是封建时代约束和限制人们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的重要内容。这些封建礼俗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在研究社会变迁时，社会学中经常会有“文化堕距”这个词，指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不一致，有的部分快，有的部分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造成社会问题，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的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的礼俗，它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要滞后于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种滞后性仍然会对社会问题发挥一定的作用！
“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男的使命是统治，坤女的使命使顺承。这种人化了的自然观中的贵贱遵卑次序，显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性别地位在先秦时代的导向。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平等注定了女性在各种权力和参与社会事务方面的受歧视和受制约的命运。这个被人化了的自然观也是奴役妇女几个世纪的最本质的来源，女性的顺承是天理，男人不能逾越，女人不能逾越，人类社会不能逾越，这就是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不能像男性那样统治国家的最高准则。
《礼记》中说：“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人夫，夫死从子”。《大戴礼》中也说：“妇人伏于人者也”。这种礼俗的直接意义就是让妇女皈依于男性，让这些女性逐渐迷失自己的价值，将侍夫教子逐渐深化为这些女性的人生价值观，没有远虑近忧的女人何当统治国家的大任？这种价值的迷失对妇女来说是一个从外向内生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根据历史学，考古学家考证，商代武丁的妻子妇好，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家，经常统兵率将，驰骋疆场，而且能够主持祭祀宗庙。从历史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之前的两性关系中，女性还是有着相当自由权和参政权的，而历史的脚步越向着文明迈进，妇女受到的礼俗制约越多。妇女能够无阻参政的事例也越少了。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果一个人没有经济基础，那么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他的贫穷，但是如果让一个群体没有经济基础，那么让她们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没有权力，没有权力，谈何参与政治？《礼记》中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种状况的存在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婚姻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近代出土的司母戊、司母辛方鼎及其他一些陪葬品可以看出商代的妇女有自己的财产，她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家事务，而后代的妇女几乎随着婚嫁，大部分人成了丈夫的“财产”，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民阶层来说，她们的婚嫁意味着丧失了最宝贵的财产——土地。她们达到了参与社会事务的年龄却丧失了参与社会事务的经济保障，成了男性的仆人和生育工具。
无论考察哪个朝代，哪个国家，能够良好管理国家者必是贤才良臣，他们往往受到良好的教育，受到专门的关于统治国家的教育。古代的中国女性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她们受到过教育，而且不乏某些女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这个受教育的面是很窄的。如北宋名相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细细考察司马光的这番话我们不能看出他让女子读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让她们能够自律，让她们能够通过读书能够很好地相夫教子。在教育方面的传统礼俗在知识能力上限制了女性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
谈起古代妇女参政，我想这样几位妇女史不能不提的，在我看来他们对传统习俗的影响和妇女参政的影响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夏商时期的女艾，妹喜，妲姬等，以及后来的西施，杨贵妃等。周武王伐纣的誓师檄文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为家之索’，今商王受，为妇言是用……”周从殷纣宠妲姬误国汲取教训，不许妇女干政，“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种流传久远的对于女性参政的明确禁令都是建基于远古时代的统治阶级对女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何等的偏狭，这些女性往往充当了那些最高统治者的牺牲品，反而留给后人的确是“红颜祸水，害国害民”。对女性，对“红颜祸水”的偏狭认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参政。对“红颜祸水”的恐惧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禁止妇女参政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传统礼俗我们看到了女性参政的种种局限性，这些都是历史的过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礼俗在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阻碍着女性参政的发展，阻碍着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不少地区的族群势力对政治生活特别是对选举活动起着明显的牵制作用，男性往往在参政中能够代表宗族和家族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多的同姓同宗的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顽固的驻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中，这些都是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阻碍。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之类的认识也妨碍着妇女“公平竞争”政治管理职务。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在传统的礼俗的熏陶下我国人民形成了勤劳、朴实、仁和、谦恭等诸多得优良品德，但是我们也要清晰的认识到传统礼俗对我国妇女的限制，特别是对她们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有很大的限制。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能够不断走出历史的误区，走出历史的盲点，有勇气跨过历史的鸿沟，冲破历史带 给妇女的歧视。